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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人质事件

发布日期:2019-11-25 05:55   来源:未知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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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11日,7名中国公民在被绑架,这7名中国公民是:薛由贵、林金萍、李桂武、李桂平、魏为龙、陈孝金、林孔明,他们全部来自福建省。此前,绑架事件早已取代爆炸、暗杀和伏击,成为伊拉克武装力量引人注目的新行动

  4月11日,7名中国公民在被绑架,这7名中国公民是:薛由贵、林金萍、李桂武、李桂平、魏为龙、陈孝金、林孔明,他们全部来自福建省。

  此前,绑架事件早已取代爆炸、暗杀和伏击,成为伊拉克武装力量引人注目的新行动。在这7名中国公民被绑架前后,先后有几十名外国人被绑架,伊拉克武装力量以各国人质要挟美国为首的驻伊外国军事力量从其领土撤军。具戏剧性的是,此次人质事件中的大多数人质在伊拉克武装厉声威胁后没多久,经有关方面周旋后纷纷被释放,比起此前在俄罗斯、车臣、菲律宾等国家的武装绑架事件,伊拉克武装的做法一反往常。

  其实此前伊拉克就屡屡发生过针对平民的绑架事件。这次针对在伊外国平民的绑架似乎始于4月8日,该日,37岁的英国承包商加里·蒂利在伊拉克南部城市纳西里耶工作时被劫持,直到11日被武装人员释放,前后仅3天。同一天,8名韩国传教士误被武装分子当作美军特工,在伊北部遭到绑架,其中一人成功逃脱,另外7人之后被全数无条件安全释放,所有人无一受伤。

  4月9日,反美武装声称,他们在巴格达西部郊区地带抓获4名意大利人和2名美国人。在当天已经被证实的人质共有14名外国人,其中包括7名韩国人、3名日本人、2名以色列人、1名英国人和1名加拿大人。

  4月10日,德国驻伊使馆证实,2名德国政府安全工作人员已经在伊拉克失踪数日。同一天半岛电视台播放了一名叫托马斯·汉密尔的美国人质被劫持的画面。数天后汉密尔被释放,他表示自己一切安好。

  4月11日,法国记者约尔丹诺夫在伊首都巴格达以南50公里处遭不明身份人员劫持。他于3天后的14日被释放。当天,半岛电视台报道说,一个伊拉克武装组织已经同意释放他们扣押的8名来自亚洲国家的卡车司机。据称这8人都是为驻伊联军工作的,其中包括2名土耳其人、3名巴基斯坦人、1名尼泊尔人、1名菲律宾人和1名印度人。

  4月13日,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说,俄罗斯稍早证实的8名在伊拉克被劫持俄罗斯人质中,其中5人实际上是乌克兰公民。

  4月15日是最为不幸的一天。当天,卡塔尔的半岛电视台突然收到了一盘录像带,里面是36岁的意大利人质法布里特西奥·库亚特罗基被绑架者杀死的现场录像。法布里特西奥是伊拉克人质危机发生以来第一个被处死的人质。尽管意大利外交部长亲眼目睹了录像中的惨剧,意大利政府依然坚持在伊拉克不撤军。

  据不完全统计,迄今为止发生的绑架事件已涉及60多名在伊拉克的各国人。他们中不仅有美国人,有英国、意大利、日本、韩国等出兵支持美国的盟国公民,同时也有像印度、巴基斯坦、土耳其、德国、约旦和巴勒斯坦这样与伊战毫无瓜葛的国家的公民。

  每公里造价300万美元的巴格达-安曼高速公路上油渍很多,许多路段到处是直径二三米、深二三米的炸弹坑,“一路上到处是报废的汽车轮胎”,从约旦去伊拉克一路上看到的景象开始让薛由贵们有些不安,他们开始意识到这里并不如想象中那样安全。但他们仍然不认为危险会针对自己,直到4月11日上午的车祸和随即而至的绑架。

  伊拉克穆斯林长老会主任穆贝西说,目前活跃在费卢杰附近的绑架活动没有统一组织,随意性很大。“当绑架成为政治筹码时,规则已经被改变。”而那些希望在伊拉克改善境况的中国劳工们就更加命运多舛

  4月6日,新华社巴格达分社摄影记者黄敬文前往伊拉克萨德尔城采访。一群当地青年突然把他团团围住,声言要将他“抓获”,“我们反复解释、表明中国记者身份并阐明中国反对占领的立场后,其中一名青年才声称这是一个玩笑”。他说,离开时候旁边仍然有人对他们挥舞拳头,并吼道,“所有外国人都一样,都是我们的敌人”。这是绑架发生前几天的一个序曲。黄敬文说,接二连三的人质事件让危险看起来伸手可及。

  中国东方电气首批重返伊拉克的工作人员陈克礼对记者谈起“绑架”时说,他的房外几乎天天有枪响,晚上会有直升机的轰鸣声,已经习惯了,“只要呆在家中,一定是安全的,这里的人对中国人还是挺友善的,不过,一定要学会用阿拉伯语说‘AnaSini’(我是中国人),遇到什么情况,总可平安化解”。

  而经历4月11日突然被绑架的薛由贵和他的6个伙伴显然对语言和这里的其他一切都无比陌生,他们甚至不知道这个地方刚刚发生过战争,现在时局动荡。“我们身边没有翻译,他们说了一堆话没人懂,当时谁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获释后的薛由贵接受电话采访时声音沮丧,仍然充满不安和顾虑,“我们10日晚上从约旦的安曼出发,在约伊边境停留一夜,第二天早上9点半左右从边境出发前往巴格达,因为大路被军队封锁了,司机从便道绕行,便道只容得下两辆车对开,因为车速快,公路上的油渍多,我们的车在一个急转弯时翻了,最后仰面朝天横在路边。车上的人都睡着了,翻车以后才醒过来,小林(林孔明)第二个从车里爬出来,孙孝金和李桂武的头和手都受了伤。”薛由贵说,没有多久,迎面来了一辆汽车,一群持抢的人就把他们架上车子,“没谁知道自己到底在什么地方,反正感觉换了几处后,被关到了一所民宅里,我们的手机和行李也都被没收了。”

  被绑架是薛由贵等人在来伊拉克之前无论如何想不到的。他说,去年底,一个老乡在伊拉克承包了一个大型酒店的装修工程,于是,年底前附近村子就有几个人到那里务工,由于工程量较大,前段时间那边有人打电话回来说,还需要一些人过去帮忙。“中介人说,那里赚的薪水挺高,每个月至少能挣3000块,多的时候有5000。”

  这对急于养家立业的的薛由贵来说,诱惑难以抵挡。薛由贵的妻子李娓妹说,薛由贵以前在福州一商校学会计,后来因为家里穷,没读毕业就回了家,2001年他借钱在福州开了一家湘菜馆,可是不久就赔了进去,只好又回到平潭,在家里一直窝着没有事情做。两人有了孩子后一下子生活的担子就重起来,去年下半年薛由贵跟了哥哥下海捕鳗苗,到今年4月初的近5个月时间才攒了5000元钱,这与薛由贵的目标差了一大截。

  薛由贵所在的福建平潭是福建第一大岛,全县有渔港22个,但近几年作为平潭支柱产业的的捕捞业资源枯竭,渔民纷纷转行,另寻谋生之路。薛由贵、李桂平、陈孝金、林孔明等七人是这个谋生人群中的成员。“在福建,通过私下渠道去美国要花60多万元,去英国要20多万元,但去伊拉克、叙利亚这些地方通常两三万元就够了,我们这里许多贫困的人家就选择去这几个地方打工。”李娓妹说。

  7个人中陈孝金的年龄最大,家庭负担也最重,尽管绑架事件已经让他两个星期没有睡好觉,一边说话一边打着呵欠,他还是坚持要和几个同乡继续留在巴格达,凑钱开一家装饰材料店,经营室内外装修建材和承揽装修工程,“挣不到钱,我们没有脸回去”。薛由贵介绍说,陈孝金的父亲今年70多岁了,一家人仍然住在平潭东北部流水镇一个山坡上的石头房子里,这么多年只是不断地在屋里屋外加插树干加固,一到下雨天,屋里到处漏水,遇到台风,家里七八口人都要躲到邻居家去。“三个孩子读书一年就是1万多,这几年,打渔做生意又欠了近10万的外债,已经没有挣钱的门路了,再不出去全家都得饿死。”陈孝金无奈地叹气。

  “关键是,我们现在回去了,出国借的钱怎么还呢?”在车祸中头部受伤的林孔明家里的境况同样不比其他人好,“父亲有严重的心脏病,我有两个弟弟,一个在读初中,一个在读小学,家里借了很多钱。”林孔明7人差不多都是从亲戚那里东拼西凑借了近3万块钱用作去伊拉克的资金,“我们交给中介的劳务费用一共是23800元,其中3800元是作为办理机票证件的费用先付,其他2万存到银行,存折由中介保管,约定密码等我们到伊拉克安定好工作后再告诉中介。”林孔明说,据说中介是以旅游签证的方式替他们办好护照,经由俄罗斯、约旦到伊拉克,他们和中介之间不需要任何协议。

  4月9日一早,林孔明提着一袋行李,雇了一部摩托车到城关,他家人放心不下,一直在村口目送着。到中午11时,林的叔叔从新加坡打来电话说,伊拉克在打仗,千万不要去。家里人便骑着摩托车赶到平潭娘宫渡口拦截,但已经来不及了。

  中国机械设备进出口总公司驻巴格达代表处的张俊说,以正式渠道进入伊拉克的中国人并不多,除了外交人员和记者三四十人,多数是参加伊拉克战后重建的中资企业驻伊人员,“据商务部核实,目前在中国驻伊使馆复馆小组备案的驻伊中资企业有八家,共23人”。而很大一部分是在中东地区做生意的中国人,这些人很多都没有登记在册。张俊说,今年元旦,一家正宗中餐馆在伊拉克巴格达市最繁华的地区隆重开张,这家餐厅的老板、厨师都是中国人,巴格达最大的超市也是中国商人开的。“这些中国商人多半在海湾地区其他国家经商多年,跟伊拉克有相当密切的关系,但他们的用工很多需要从国内引进,因此就有大量生活条件很差的内地劳工在当地劳务中介的运作下进入伊拉克。”

  但约旦大使馆经济参赞徐小溪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赴伊务工之路甚为艰辛,在伊工作的华人并不多。“虽然伊拉克有广阔的重建市场,但中国公司能够承包的工程机会很少,因此劳务人员也少。”驻伊拉克使馆复馆小组工作人员俞海琳说,战后各方面仍不稳定,伊拉克失业率达到60%左右,除了个别战前曾在伊拉克做生意的中国人外,很少有人来此务工。

  相反,在约旦的中国商人跑到伊拉克做生意却相当普遍。约旦的中国商人很多,江浙地区尤其是义乌的小家电、小五金、建材、家具、服饰和鞋帽在这里相当好卖。2003年,约旦进口额共计55.77亿美元,其中,来自中国的进口额占了4.54亿美元,排在各国之首。其实,这些商人很多是冲着伊拉克市场来的,这些商人有了资金后,就在伊拉克承接一些建筑工程。“徐小溪说。约旦是个小国,但它连通着中东大市场,并拥有通往伊拉克的得天独厚的交通,很多中国商人就是看中了这一点,“这里的劳工需求量并不是很大,实际上是,一些地方中介夸大这边的就业形势,许多内地劳工不知内情就赶来了”。

  俞海琳说,随着伊拉克局势急转直下,约伊公路在伊拉克路段的危险程度不断升级。多数中国商人不再亲自往返约伊之间。然而,危险的时局和渺茫的工作机会似乎并不能阻碍少数国人奔赴伊拉克的务工之路。

  徐小溪认为,在伊拉克的务工环境相当恶劣:首先,中国企业在美伊战争以后重新进入伊拉克的还很少,劳务人员就更少。其次,中国人的工资比埃及人要高,在伊拉克缺乏竞争力。在这种条件之下,来伊拉克的中国劳务人员并非都从正常渠道入境。据中国驻约旦大使馆的一位负责人说,有些人急于出国,通过偷渡的形式来到约旦或伊拉克,他们只是把这些国家当成跳板,最终还要转到目的地国家。这些情况使中国劳务人员来伊拉克谋生的路途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艰难。■

  对7名人质的及时营救,让中国外交应急机制显得更为成熟。对那些身陷险境的弱势劳工来说,他们这时候更需要一个国家的保护

  4月12日上午,黄敬文说他去复馆小组临时驻地曼苏尔饭店,看到驻伊使馆复馆小组负责人孙必干正在驻地楼道内的餐桌上和小组工作人员卞志强商议解救事宜,“得知消息知后,孙必干大使一大早就把办公地点改到了临时拼起来餐桌上,以方便随时与不同渠道联络”。

  营救阻力最大的就是这第一天,孙必干事后说:“因为我们事先没有得到任何通知,我们不知道这个消息本身的真实性。同时不知道谁干的,开始时候不知道从何处着手。”救援工作迅速全面铺开。

  我基本上走了三个渠道,一个是官方,我们跟伊拉克民族管理委员会、伊拉克临管会进行了比较广泛的联系,李肇星部长亲自跟他们通了电话,李国军部长助理召见了伊在华使馆的代办,我和伊临管会内政部新任部长通话,请求伊方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定绑架者身份及中国人质去向,在确保我人质安全的情况下紧急营救。然后我们还从民间团体,其中包括一些宗教人士,通过他们做工作。另外,我们还利用各方面的朋友来增加信息量,同时也希望通过各种关系来促成人质的释放。”

  作为营救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孙必干4月12日接受半岛电视台采访,详细介绍中国劳工的情况。在伊斯兰学者委员会的周旋下,大概是4月13日上午10点差5分,复馆小组得到了人质被释放的消息。

  对方希望我们尽快去把他们接过来。这样我们使馆就派车去接过来了。接过来安置在一个应该说各方面条件都不错的地方。因为我们现在还住在旅馆。就把他们安置在另一个地方。经过这么一段时间,他们在被劫持的情况下,我们感觉他们比较疲劳,所以让他们吃饭,洗漱一下,他们就休息了。这个地方还比较安全。”孙必干介绍。

  暨南大学学者庄礼伟由此评价中国政府的这次营救行动是一次“更强硬、更积极也更成熟”的外交应急,他认为:“态度强硬主要指将会借鉴许多发达国家的保护经验,加大对海外公民的保护力度,驻外使馆对海外风险应该及时进行调研和跟踪,及时告诫公民,发布风险预告。一旦出事,就发表强硬声明。更积极主要是指由于中国对海外市场、能源的需求更大,所以外交政策上会更积极,如通过国际救援等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和人民形象。”

  在绑架事件的当天,中国驻伊拉克大使馆复馆小组发出通告,建议中国公民暂缓或者不要前往伊拉克旅游。■

  无论是逊尼派穆斯林(前伊拉克统治阶层)还是什叶派穆斯林(曾经被认为是美军的盟友)都开始绑架人质——这被认为是两派在最近的战斗中合作开始升温的一个信号。《基督教科学箴言报》4月12日发表文章指出,伊拉克人是在利用绑架来试探盟国之间的意见

  最近两个星期,世界各大媒体和网站的头条新闻变成伊拉克起义者的绑架行动和人质事件。英国《卫报》发表文章,称伊拉克绑架者的行为是“绑架外交”:绑架者对所有干涉国家进行威胁。但在富有影响力的穆斯林长老会的影响下,绑架者大多很快将人质释放,并没有对人质进行任何虐待。英国人质迪尼、美国人质汉密尔、来自中国的7名被绑架的工人等十几名人质迅速得以被释放。最令人深感意外的是,先前看似强硬的绑架者竟在日本政府拒绝撤军后也迅速改变立场,释放了3名被绑架的日本人质。“在我们确信他们(人质)不会为占领军服务后……作为对穆斯林长老联合会呼吁的回应,我们释放了他们(人质)。”英国《卫报》引用了一名蒙面绑架者的话。

  英国广播公司认为,随着一连串爆炸、暗杀和伏击事件,伊拉克反抗力量开始不断实施绑架的根本原因,是让华盛顿的伊拉克计划出轨。《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认为,绑架者的目的显而易见——增加占领国的国内矛盾,最终将他们驱逐出伊拉克。除了伊拉克起义者和占领军之间日益增强的对抗事件,没有什么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何绑架事件在现在的伊拉克愈演愈烈。无论是逊尼派穆斯林(前伊拉克统治阶层)还是什叶派穆斯林(曾经被认为是美军的盟友)都开始绑架人质——这被认为是两派在最近的战斗中合作开始升温的一个信号。

  另一个并不为人注意的现象,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说,是数以百计的伊拉克平民——多数是妇女——曾经被武装匪徒绑架以勒索赎金。尽管精确的数字无从统计,但是这让巴格达和许多其他地方的伊拉克人甚至不敢单独或是在晚上出门,伊拉克现在的安全问题还不如萨达姆统治的时代。

  暴力行为——无论他针对谁——的蔓延,造成了被干涉国家人民对政府的压力,而不是同仇敌忾,迫使在伊拉克外国人的撤离,使驻伊外国军队陷入失去支持的境地。此举不但延缓了伊拉克的重建,更造成了伊拉克人对占领军的仇视。尽管目前只有泰国表示如果伊拉克局势恶化将会从伊拉克撤军,其他国家面临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目前有数以千计的外国人在伊拉克工作或从事重建和人道主义工作。有些外国人拥有私人武装,但是大多数并没有保护人员。不但如此,对于安全保卫的需求多数是防卫爆炸而并非绑架。绑架者已经部分达到了他们的目的。英国外交部专门修正了他们的声明,声称“哪怕是最要紧的伊拉克之行都将被延迟,如果可能的话”。而法国、德国和其他一些国家早已经要求他们的国民停止前往伊拉克。

  不过《卫报》指出,绑架外国人目前在伊拉克还未被伊拉克起义者作为一种战术——人肉盾牌——来要挟对手,这一战术曾经被萨达姆所使用,并被证明是无效的。绑架者只是威胁要求撤军,他们的要求甚至部分得到了人质的理解。43岁的美国人质托马斯·汉密尔的录像曾经在半岛电视台上播出,当时他站在伊拉克国旗下,表情安静而机智。他说:“我的情况很好。他们对我很友善,还给我抗生素。”不久他就被释放。而3名被释放的日本人质甚至表示,他们理解伊拉克人。

  这是斯德哥尔摩现象的又一例证吗?就在不久前,4名前美国安全人员被杀死后被悬尸铁桥,这起让人回忆起索马里的悲剧并没有促使小布什政府效仿克林顿。就在托马斯·汉密尔被绑架后,绑架者还声称,如果美国政府不撤军,他将会遭受比那四个美国人更为悲惨的命运,然而不久,汉密尔便毫发无损地被释放了。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4月12日发表文章指出,伊拉克人是在利用绑架来试探盟国之间的意见。当美国在一年前发动对伊拉克战争时,一个关键的卖点是,这将是一个国际性的努力。如果对伊拉克出兵或者提供人道主义支持的40多个国家中的某些开始撤退,那就是对美国试图在6月之前将权力交还给伊拉克人之前维持该国局势平静努力的严重挫败。“大多数盟国已经派遣了人数不多的部队,以及支援人员,或者人道主义人员来支持战争。……但是随着战争的迅速升级,许多国家看起来准备撤退,重新思考自己的位置,或者摆出一个单纯防御性的姿态。”葡萄牙内政部长洛佩斯4月16日就对媒体说,如果伊拉克的冲突加剧,致使葡萄牙警察部队没有条件在伊执行自己的使命,那么,惟一能做的事就是撤回。

  对于伊拉克的暴力行为中新出现的绑架风潮,美国副国务卿理查德·阿米蒂奇4月15日曾说,在征得人质所属国政府同意后,美国将准备用武力营救在伊拉克被扣押的外国人质。但安全专家对《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说,尽管美国特种部队,如三角洲部队从理论上有可能将人质救出,但这需要精确的情报和完善的计划,而美国政府现在根本不知道人质在哪里。

  过去人质危机作为公开的伤口,伤害了数任美国领导人的声誉,《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提醒人们不要忘了1979年伊朗大学生扣留美国人质事件,当时的美国总统卡特命令美国特种部队动用武力营救,结果却是损兵折将,半途而废。今天,大多数在海外冲突地区工作的美国公司及其雇员都购买了绑架保险,并曾为绑架支付赎金。2001年,7名美国工人在厄瓜多尔遭到绑架,当时一架直升机将总数为1350万美元的成捆百元美钞空投到一条河堤上。《卫报》认为,问题是,伊拉克人的目的看来并非是金钱,而是出于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目的。如果绑架者利用绑架而不是撕票这个武器来进行威胁,那么他们将在不受到最大谴责的同时使类似的暴力行为大行其道。西方在道义上的不公正(比如在巴以问题上)更是将加剧此类暴力事件的蔓延,甚至有可能再次出现类似意大利人质那样可悲的结局。

  “在伊拉克将会变得日益势单力孤。”美国空军退役上校伽迪内认为,不仅仅是派遣了部队和人道主义人员的国家,对于伊拉克国内的盟国合作者,情形也将是这样。伽迪内说:“过去伊拉克安全部队将是合作的主要力量。但是他们在哪里?新的伊拉克安全部队在法鲁贾,但他们没有,或者说不想进城。警察如鸟兽散,有些人已经加入到萨德尔的一方。”

  在比战争受到更多谴责和攻击的今天,人们也许该思考他们到底有何区别。“人们总是习惯于从观念、概念出发去切割事物的自然过程,比如把美军开始轰炸伊拉克到小布什宣布战争结束的40天称作伊拉克战争,并认为战争早已结束,把后期的一系列爆炸袭击事件划入另一范畴———事件。”华东理工大学战争文化与国际政治研究所所长倪乐雄教授认为,暴力往往按自身的规律,从一种形式自然地、合乎逻辑地演变成另一种形式,“从大规模正规战演变为零星的城市游击战、从单纯军事目标扩大到非军事目标、从遵守游戏规则发展到不遵守游戏规则”。

  《卫报》指出,即便穆斯林领袖们的声明和努力能够将绑架之风制止在萌芽状态,绑架行为的另一危险是可能成为战后伊拉克新的灾难之源,就像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黎巴嫩内战晚期一样:拒绝一切外来者——无论敌友——涉足本国事务。这一后果将更为危险。■

  据英国《独立报》的统计,4月的前两周,驻伊美军已经有80人丧生,超过去年战争开始的最初两周。而其中最多的伤亡来自什叶派宗教领袖萨德尔的私人武装“迈赫迪军”,激进的什叶派开始诉诸武力让美军措手不及

  驻伊美军4月13日调集大批部队,包围了什叶派圣城纳杰夫。部署在纳杰夫周围的美军官兵已经超过2500人,多于因为4名美军承包商被残杀而围困费卢杰的部队。驻伊美军最高指挥官桑切斯中将威胁说:“美军的任务是打死或者抓住穆克塔达·萨德尔。这是我们的任务。”

  萨德尔和驻伊美军进行武力对抗的导火索是联军3月底关闭了他的报纸并逮捕他的助手雅各比。萨德尔4月4日鼓动支持者对美军发动“圣战”导致了众多地区的暴力行动,当天共有52名伊拉克人和9名联军士兵死亡。第二天,美军对萨德尔发出通缉令。在联军的声明中,萨德尔被描述成杀害伊拉克人的“歹徒”,是造成冲突和暴乱的“潜在威胁”。不过,当时,美军没有说明将于何时逮捕萨德尔。美国从来没有对逊尼派有过像对什叶派这样的耐心。美军马克·金米特准将当时说,未来是否还将出现暴力活动“取决于萨德尔选择和平还是选择非和平”,“选择掌握在穆克塔达·萨德尔先生手中”。

  而萨德尔并不服软,“美国人有钱,有武器,有一切。但这些东西不会打败我们,因为真主与我们同在,对于死亡,我们无所畏惧”。萨德尔发誓要继续“人民革命”,结束美国对伊拉克的占领。“我只敬畏真主。我准备为国家牺牲。但我呼吁伊拉克人民不要让我的死成为他们抵抗占领的终结。”萨德尔告诉黎巴嫩“灯塔”电视台记者。

  萨德尔的住所靠近纳杰夫城内一座清真寺,住所周围有一些武装人员守卫。美军估计,那里的反美武装人员有1500人。已经长达一周的围困对于美军来说有些进退两难:如果停滞不前,萨德尔将继续鼓动对抗。如果执意向前,可能又会得罪占伊拉克人口60%的什叶派。萨德尔武装人员控制着位于纳杰夫市中心的伊玛目阿里带金顶的陵墓。如果发生战斗,这座圣陵肯定会遭到破坏。

  伊拉克什叶派穆斯林最高领袖西斯塔尼也通过发言人强调,美军不能进入纳杰夫,这是最后的“红线日报道,萨德尔的发言人透露,美军与萨德尔武装的谈判已经中断,美军随时将发起新的攻势。萨德尔办公室负责人卡扎里称,负责调停工作的中间人称,美军在解决危机的谈判中处处设障,局势不断恶化。卡扎里还称:“我们预计美军随时都会袭击纳杰夫。”

  萨德尔一贯反对伊拉克人与美国主导的联军合作,也曾多次在公开场合呼吁外国军队撤出伊拉克,他的支持者也进行过多次反美示威。去年7月中旬伊临管会成立时,萨德尔被排除在外。萨德尔称临管会是“美国的工具”,说它是美国人任命的傀儡,不是伊拉克人选举的,因此是非法的。为了强调自己的强硬立场,萨德尔每次讲道都要让众人跟着他重复三遍:“不,以色列;不,美国;不,。”

  “萨德尔急了,他要先发制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殷罡在解释萨德尔在这个时候挑起武力对抗时说,“一方面伊拉克临管会和司法机关正在调查他和去年两位什叶派宗教领袖被暗杀的关系;另一方面,今年6月30日美国将向伊拉克移交权力,而没有加入临管会的他现在处于政治边缘化的地步,想在日后获取权力十分困难,很可能什么也得不到。”

  去年4月,温和的什叶派领导人马吉德·胡维结束在伦敦的流亡生活回到曾经生活30年的纳杰夫。抵达后马吉德呼吁什叶派不要阻挠美英联军推翻萨达姆政权的行动,然而,一周后他就遭到炸弹袭击身亡。事后的调查发现了越来越多的证据指向萨德尔在这次谋杀中发挥了作用。美国《新闻周刊》最新一期引述法官的话说,有追随者问萨德尔应该怎么样对付马吉德,得到的答复是:“把他带走,用你们特有的方式杀死他。”

  去年9月,伊拉克伊斯兰革命最高委员会领导人哈基姆在圣城纳杰夫被炸身亡,当时的《时代》周刊就根据当地的宗教界人士的说法分析可能是萨德尔所为,因为伊战结束后,哈基姆对美国在伊拉克驻军态度较为温和,准备和美军进行合作,这与萨德尔的立场完全相反。不过,萨德尔对这两个案子的关联都予以否认。

  《新闻周刊》称,法官签发了对萨德尔的逮捕令,可是美国扣住了这个逮捕令,迟迟不采取行动。因为自始至终美军都想教育感化他。他们知道萨德尔的影响力。据称,至少有两次,逮捕他的计划已经拟定,都是在最后一刻被取消。

  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在接受美联社采访时也强调,萨德尔之所以鼓动支持者公然与美军为敌,其线日政权移交之后获得更多权力和影响力。作为什叶派里的少壮派,萨德尔试图通过和占领军的武装斗争来赢得声誉。美军查封他的报纸并逮捕了他的助手恰恰提供了一个机会。萨德尔很清楚,如果他赢得了这场斗争,他将在什叶派中占据主导的地位。

  萨德尔出生在什叶派圣城纳杰夫。他的年龄是个谜。很多媒体报道说他今年30岁,但有知情人士透露,那是他为了使自己显得更成熟老练而编造的年龄,实际上他还不到25岁。

  殷罡介绍说,萨德尔家族是个跨国的阿拉伯激进什叶派家族,成员遍布伊拉克、伊朗和黎巴嫩。萨德尔的父亲萨迪克·萨德尔是伊拉克什叶派的大阿亚图拉(什叶派神职人员最高称号)。萨德尔家族反对世俗政权,坚决主张在伊拉克建立政教合一的国家。1999年,萨德尔的父亲和两个哥哥一起被萨达姆的世俗政权下令暗杀。

  萨德尔的伯父曾是“阿迈勒民兵运动”的创始人,这个组织是黎巴嫩的前身。这个人曾在1979年试图率领伊拉克部分民众徒步前往伊朗,声援伊朗革命,但行动未果,并被萨达姆关进监狱。几个月后,萨达姆以在伊朗指使下策划对伊当时的外长阿齐兹实施暗杀为由,处决了萨德尔的伯父,并以此为由向伊朗开战,发动了长达8年的两伊战争。

  美国《新闻周刊》报道,去年6月,萨德尔和他的高级助手雅各比以及两名级别较低的神职人员访问伊朗。尽管在称号上,萨德尔是霍贾特,相当于第三等级,仅高于毛拉,却低于大阿亚图拉和阿亚图拉。但萨德尔一行却得到了像对待阿亚图拉那样的高规格接待。四人乘坐汽车从纳杰夫到达伊朗城市伊拉姆,伊朗当局派出一架10人座的私人飞机正等候在那里。这是他们第一次出国,四人为此兴奋不已。“我们过去都没有坐过飞机,”雅各比去年11月在接受《新闻周刊》采访时说,“穆克塔达告诉我们,飞机起飞后,可能会有一种昏昏欲睡的感觉,他让我们放松,保持平静。”

  美国《华盛顿时报》报道,美国怀疑,萨德尔的目标是仿效伊朗在伊拉克建立一个持强硬路线的什叶派政教合一的政权。美国军方人士说,萨德尔得到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直接援助。伊斯兰革命卫队和黎巴嫩向萨德尔提供了金钱和精神支持,可能还有武器。这位人士说:“伊朗不希望我们在伊拉克取得成功。”

  其实,在伊拉克战争前,萨德尔还没有多大名气。然而,随着美军的逐渐深入和驻扎时间越来越长,萨德尔的影响力越来越强。萨德尔继承了父亲创建的一个庞大的什叶派慈善机构网络,在伊拉克拥有众多的追随者。在战争期间,萨德尔的追随者冒着生命危险在巴格达什叶派居住区的大街小巷义务巡逻,分发食品。萨达姆被赶下台后,巴格达什叶派居住区——萨达姆城被改名为萨德尔城。

  萨达姆政权被推翻后,萨德尔再次重申,应该在伊拉克建立伊斯兰政权。萨德尔组建了自己的宗教法庭和监狱。2003年7月底,他在纳杰夫建立了一支拥有万人的私人武装“迈赫迪军”,号召伊拉克人拿起武器,反对联军任命的伊拉克政权,并将美军赶出伊拉克。“迈赫迪军”有“救世主军”的意思,也有“走上了正道的人”的意思。

  艾哈迈德·阿特拉尔今年只有19岁,在决定加入萨德尔的私人武装“迈赫迪军”前,他是巴格达一家高级轿车美容公司的洗车工。他没有受过教育,没有强壮的身体,嘴唇上面的小胡子也显现出他的稚嫩。看上去,阿哈迈德并不具备与强大的美军进行斗争的头脑和体魄,然而就是这么一位在外人看来老实巴交的青年,却宣称他已做好了准备,一旦接到通知,他愿意为保护什叶派领导人萨德尔献出自己的生命。

  艾哈迈德说:“当然,我喜欢西斯塔尼,但他应该采取更加积极的反美立场,就如同萨德尔一样。伊拉克临时政府到目前为止没有为我们办过一件好事,临时管理委员会的官员就知道整日开着名牌轿车四处游逛,只知道到处买房子。他们大多生活在国外,来伊拉克的时间不长,萨德尔要比他们强的多,最起码他不是外国人。”《纽约时报》说,不到一年,“迈赫迪军”人数已经增长了一倍。

  然而,在什叶派中温和派还是占上风。萨德尔激进派的力量虽无法小视,但难成大器。什叶派有两大温和派力量,首先是伊拉克惟一的大阿亚图拉西斯塔尼,不仅是公认的最高领袖,在辈分上与萨德尔父亲相当。西斯塔尼的表态具有“定调”的作用,足以使多数什叶派民众不会盲从萨德尔。萨德尔的另一个对立面哈基姆家族也是占领当局的积极合作者。在萨德尔被指控涉嫌去年谋杀哈基姆的前提下,哈基姆家族及其追随者也不会与萨德尔结盟。

  殷罡在分析萨德尔未来的出路时说,萨德尔要么服软,接受司法调查,停止鼓动武力抵抗,要么继续抵抗下去,但这样将难有出路。前不久,萨德尔通过手下人对外放出风声:他的命运只会有两种可能——要么被暗杀,要么被逮捕。

  不过,未来局势的发展还有个变数是西斯塔尼能否控制住大多数什叶派民众。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西斯塔尼不能公开谴责发动民众反抗占领军的萨德尔,因为那样的话他会被视为投降分子。西斯塔尼只能采取外交手段,防止起义进一步蔓延。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局势的发展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这两种情况对伊拉克都不利。

  第一种情况,越来越多的什叶派民众参与起义,而美国人并不离开伊拉克,并竭尽全力。那样的话,联军和平民的大量伤亡将不可避免。在这种情况下,所谓权力移交、经济重建之类的计划都可能被耽误,联军对伊拉克的占领将被迫延长。

  第二种情况:美国人挺不住了,最终撤出伊拉克。那么这个国家将很快陷入内战的深渊。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之间开始算账。伊拉克的所有社会矛盾都将浮出水面,伊拉克将在内战中分崩离析。不过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非常小。■

  伊拉克局势出现失控首先同美国解散萨达姆政权20万的共和国卫队等军事和情报机构有关。对于幅员辽阔的伊拉克来,美军的人数远远不够。前苏联在阿富汗犯下的也是同样的错误。根据五角大楼的数字,联军的人数为14.5万人,其中85%是美国人。如果按照科索沃维和的标准,在稳定和巩固阶段,需要大约50万士兵。对此一些分析认为,布什政府本来是希望其他国家能向伊拉克多派兵,然而,事实未能如愿。在伊拉克兵力过于分散,使得后勤系统变得十分脆弱,“很容易出现被虏为人质的现象”。而且,一些针对联军的伏击战打得十分专业也说明失了业的军事指挥人员已经投入了武装抵抗组织。

  好在美军似乎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法新社4月12日报道说,中央司令部司令约翰·阿比扎伊德将军说,萨达姆下台后被遣散的前伊拉克高级军官将被召回担任要职。他说,今后几天将有大批高级军官被任命担任伊拉克国防部和联合参谋部以及伊拉克战地指挥部的关键职务。阿比扎伊德说,伊拉克军队对已造成美军严重伤亡的叛乱分子所做的反应“令人大失所望”。据透露,伊拉克军队的一个营拒绝开赴骚乱城市费卢杰,一些警察则投奔萨德尔。

  除了解散军队外,布雷默解散伊拉克复兴社会党使伊拉克失去了最富管理经验的人才。大批复兴党成员相继被美国人从原有的工作岗位上赶走,也为游击队招募成员提供了土壤。比如在提克里特,仅仅从教育部门就清除了500名文职人员;在石油部,1300人被解雇。没有任何一个人被带上美国战前所允诺的法庭进行审判,这种不透明的做法容易刺激报复。

  华盛顿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防务分析家安东尼·科斯德曼认为,联军在伊拉克最大的失败莫过于赢取民心和观念的努力。

  “在伊拉克,每结束一场战斗都要统计两个数据:消灭了多少敌人,制造了多少敌人。”现已退休的中情局作战指挥官米尔特·比尔登这番话充分说明了美军的艰难处境,“它一条街一条街地平定叛乱,本希望赢得伊拉克民心,却恰恰引起了他们的反感。”

  3月31日,4名美军承包商在费卢杰被杀后遭到鞭尸。“一切都变了,”驻守费卢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远征部队的克里斯·乔恩上尉说,“我们3月份抵达这里时被要求留着胡子,向当地人表明我们愿意适应他们的文化,而现在长官要求队员们刮去胡子。”4月5日,这支部队包围了费卢杰,并发动突袭和搜捕行动。

  伊拉克临管会成员阿德南·帕沙西对阿拉伯卫星电视台记者说,这是对费卢杰人民进行集体惩罚,美军在费卢杰某清真寺附近的轰炸只会激怒更多的伊拉克人。凯托学会的卡尔斯·佩纳说,美军的轰炸“正中叛乱分子下怀,因为它引起了平民的敌视,进一步孕育了反美情绪,致使军事占领受到抵制”。

  美国杜克大学教授奥利·霍尔斯蒂认为,布什不应当轻率地认为,伊拉克人将把美军作为推翻萨达姆政权的“解放者”来欢迎。“大多数伊拉克人都有很多理由憎恨萨达姆,希望我们把他赶下了台,但这并不就意味着他们会自动喜欢上我们。”霍尔斯蒂说,“只有实现向后萨达姆时代的更有秩序和更少混乱的过渡,才有可能减少阻力。”而在占领伊拉克后,美军未能与当地宗教领导人有效合作,对于巴格达被攻克后发生的严重骚乱束手无策甚至放任自流,这些因素也都加大了当地民众的反感,增加了美军占领的难度。

  战后伊拉克的混乱局势同美军在开战前“仓促的、有缺陷的计划有关”。一份名叫“伊拉克自由行动吸取的教训”的报告指出,计划者忙于考虑击败伊拉克的军队和指挥战斗,没有充足时间去制定伊拉克重建阶段的内容。占领军试图在平定叛乱的同时修复千疮百孔的基础设施,刺激经济发展和建立一个新政府,但成果不大。失业严重和重建工作滞后招致许多伊拉克人不满,也为抵抗运动的生存提供了更多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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